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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上世纪90年代怎么对待日本的经济?

归档日期:09-22       文本归类:反导系统      文章编辑:爱尚语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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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展开全部上世纪80年代,日本经济经过30年的发展,不仅低端产品上在国际上有很强的竞争力,而且在钢铁,摩托车,家电,汽车等行业也因为物美价廉而在世界上有极强竞争力,并且还在不断扩大在世界贸易中的份额。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债权国,而且在国外大势收购资产,把美国人的标志产业都购买了,日本当时的国民产值已经超过美国的一半(至今唯一一个达到美国国民产值一半的国家),日本人坚定的认为超过美国是指日可待的事情。美国的贸易逆差达到创记录的1000亿美圆,美国感受到来自日本的强大经济威胁。

  于是美国利用对日本的控制能力(日本在二战后,作为战败国,被为美国从军事,政治上控制,也就间接的控制了日本的经济)制订了一个现在来看完美的打击日本经济的行动。

  1.1985年9月签定广场协议,要求日圆对美圆升值,后来又多次要求日元升值。

  2.要求日本政府自动约束出口------1989年日美《维持市场秩序协定》签订后,日本被迫采取对美出口的自动限制措施,日美彩电摩擦才平息下来。

  3.美国通过各种手段,限制,打击日本的出口企业。------1985年达成协议,禁止日本的9种钢铁商品进入美国市场。

  4.美国建议日本通过扩大内需来刺激经济的发展,于是日本开始降低利率,加大国内建设。

  5.1987年10月19日星期一,美国股市创下当时的历史最大暴跌纪录,为了保持美国市场的吸引力,避免陷入危机,美国政府要求日本继续保持低利率和宽松的金融政策,从而日本放任了泡沫的膨胀

  6.美国金融界大量潜入日本,赚取日圆升值利润,资产泡沫效益,利用金融杠杆对赌等。

  事物发展和变化的规律表明内部因素是推动变化的决定性力量,外因只能通过内因发挥作用。日本在这场贸易摩擦博弈中铩羽而归,内因是缺少大局观,没有从战略角度处理当时的问题,坚持外向型经济发展模式和封闭的市场模式,“挤占”他国发展空间,严重违背了国际社会和谐共生的基本原则。外因是美国利用其在国际舞台上的主导地位,对日采取了强硬措施,有人说这是“阴谋”,却没有依据,算是一种推测,但是确实是导致日本经济持续10年衰退与低迷的极其重要因素。美国似乎扮演了一个不负责任的角色,美国却是在维护本国利益。

  1.美国难容日本咄咄逼人的发展势头。20世纪80年代,日本长期以出口带动经济发展,不仅规模大,而且增长快,一片繁荣景象。由于这种繁荣是以对美欧乃至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贸易顺差为代价,这虽不能说是非此即彼的零和博弈,客观上却也抑制他国经济发展,“挤压”了他国发展空间,严重违背了和谐共生的国际社会准则。相比之下当时美国经济长期受到贸易、财政和消费三大赤字困扰,经济滞胀近10年而难以摆脱。1987年,美国经济经历“黑色星期一”,股市暴跌,经济衰退,危机四伏。随着洛克菲勒总部大楼落入日本人手中,多数媒体评论认为美利坚合众国正面临着与大不列颠相同的命运。日本方面也有评论家称“21世纪将是日本的世纪”。美国政治家布热津斯基也叹息“冷战结束了,输的是苏联,赢得却不是美国,而是日本”。20世纪80年代末在美掀起的日本“威胁论”得到了各界广泛认同。

  2.美国反复、强烈地要求日本开放封闭市场都无效,最后才采取外部封堵措施,痛下杀手。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日贸易发生摩擦,从20世纪60年代中期双方开展纺织品贸易谈判开始,直至90年代前半期两国政府之间商谈结构性协议,就两国之间经济关系几乎所有领域的议题进行全面磋商。美方前后提出:要求日本调控进出口增长速度,减少顺差;要求日本废除《大店法》,允许美国商业企业进入日本市场;要求日本改革固定的、具有排他性的企业合作关系等等。由于日本对美国式西方经济理念非常熟悉,辩称按照市场经济理念和关贸总协定等国际规则衡量,日本市场非常开放,无可指责。然而事实是当外国产品和投资进入日本市场时会遇到各种障碍。这些障碍有些是隐藏在政策实施细则里,直至遇到实际问题,精明的企业才可能意识到“这里存在障碍”,多数外资企业难以觉察;有些障碍是日本行会、商会的一些不成文规定在起作用;更加令人难以应对的障碍是在岛国意识主导下,日本国民价值观非常讲究团结。民族团结在市场经济环境下就是排斥外来竞争,就是不喜欢购买外国产品。面对这些五花八门富有东方文化色彩的障碍美国非常恼火,既不能在关贸总协定诉讼日本,又不可能让日本国民洗脑,感到束手无策。有时美国甚至对日提出一些无理要求,强迫日本政府让步。如要求日本汽车出口实行自主限制;要求日本半导体出口设定目标等。1992年美国时任总统老布什甚至亲自出马,访问日本,坐镇指挥对日磋商。每逢这种情况,日本总能巧妙地想出对策,以一些表面让步与美国达成协议。事后美国政府很快就会发现日本的让步不过是一种象征性意义,对扭转全局不过是“杯水车薪”。总之,美国对日磋商,尽管软硬兼施,反复施压,可结果收效甚微。美国在一场旷日持久的贸易战中已经无法收手,恰巧正值冷战结束,美国有能力、也具备条件,可以对日采取强硬政策。

  1.广场协议限制了日本政府调控经济能力。针对日本贸易从20世纪70年代起持续扩大的顺差和美国贸易严重失衡,逆差占到GDP的6%以上。1985年美国主导西方五国签字“广场协议”。五国同意联手干预外汇市场,让高估的美元实现软着陆,以及各国利用财政、金融政策维护以美元为中心的国际金融体系。此后我们看到日元对美元连续10年升值,从1:240升至l:79,升值幅度67%。期间日本政府一直坚守广场协议,维护美元地位,明知美元资产在贬值,“黑色星期一”时也不得不指导日本企业大量购买美元资产;1988年明知经济有些过热,却不能收紧银根,结果刺激日本经济过度扩张。同时由于日元升值、外汇储备增加及升值预期,使得国际资本大量流入日本,内外资金大举进攻日本股市和房地产市场,价格开始疯涨,产生了大量泡沫。显然遵守广场协议,捆住了日本政府手脚,导致经济有所失控。

  2.广场协议堵住了日本经济复苏出路。广场协议赋予美国政府主导各国联合干预外汇市场走势的权力,而美元相对日元的贬值不仅一直在削弱日本出口产品竞争力,而且还可以隐含有为某种特殊目的服务,达到特殊目的的作用。前面所述,美国对日谈判解决贸易摩擦问题持续多年没有结果已经无法收手,最终以逼日元升值为手段,在外部堵住日本出口。人们仔细分析日元汇率走势会发现,1993和1995年分别是日元急剧升值的两个高峰期,而此时日本经济正值战后第12次循环上升周期(1993年10月—1997年5月),经历从谷底爬出、逐步上升、进入繁荣的阶段。1993年日本出口正在带动经济从谷底爬升,已经出现明显拐点,但是爬升速度仅持续半年就因日元急剧升值,外需转为负值,拉低了经济增长水平而放慢了步伐,所以1993年、1994年日本经济仅增长0.5%和0.7%,在超低空飞行,人们普遍认为这是一种没有复苏感觉的复苏。1995年、1996年日本经济增长水平分别达到2.5%和3.4%,从数字上似乎反映出复苏步伐有所加快。然而这是日本政府于1994年、1995年实施大型刺激经济增长的政策滞后半年发挥出的效果而已。1994年、1995年日本政府公布分别追加投入了15.3万亿日元和14.2万亿日元财政资金,用于建设公共事业,并测算出将对经济增长拉高3.0%和4.4%。换句话说当时日本经济如果没有政策支持,民间部门经济增长实际不过是在零上下而已,显然这两年经济复苏并不是民间部门经济自发性复苏,而是政府人为拉高的结果。而导致1995年、1996年日本经济民间部门增长停滞的原因就是日元急剧升值,外需负增长扩大,抵消了民间部门增长效果。在这连续多年出口环境恶劣影响下,日本企业不得不减少投资和压缩开支,所以1997年5月日本经济第12次循环出现下行拐点,进入衰退阶段,1997年、1998年经济再次出现负增长,直至1999年1月。显然20世纪90年代日元急剧升值的两个高峰期打击了日本出口与日本经济两次复苏势头放慢、停滞和夭折,两者之间高度相关,如此结局令人不得不怀疑其中的阴谋。

  3.广场协议让日本忍受损失却不能自主避免。美国金融机构掌握有大量国际流动资本,响应美国政府政策干预信息,美各大金融机构带头大量卖出美元,买入日元或其他货币实现美元贬值。这意味着美国机构在不断地卖出贬值资产,买入升值资产,实现新增资产和既有资产的保值、增值。另一方面为了维护美元国际地位,日本政府必须按照协议指导日本金融机构适当进行反向操作,即放弃购买升值的日元资产,去购买正在贬值的美国国债、股票、房地产等等,眼睁睁地看着新增和既有海外资产不断贬值。

  众所周知,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日本经济起飞,发展获得巨大成功很大程度上应归功于其创造了外向型经济模式。但这种模式也是导致日本失利的原因之一,因此有必要对日本经济模式进行深入分析。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日本经济复兴时期国际竞争力十分弱小,由于资源极度贫乏,发展经济所需资源几乎百分之百依靠进口,对进口资源的大量需求客观上要求日本必须有大量出口才能实现外汇收支平衡,可以说发展出口,实现外汇收支平衡成为日本经济能否实现发展的最大障碍。为此,日本政府从国家角度研究和逐步摸索,总结、制定了出口导向型经济发展战略和一系列配套措施,最终演变成为一种制度化、长效化机制,这就是战后著名的“日本经济发展模式”。

  1.建立有强大的组织机制。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日本经济复苏时期,日本政府为了扩大出口,在国家经济政策决策的最高级别——内阁设置了“出口会议制度”。由首相亲自主持会议,定期召集有关省厅大臣出席会议,商讨解决扩大出口中遇到的各种问题。

  2.以扩大出口为核心配置资源,从各方面给以政策支持。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日本政府最早出台的《外汇外贸管理法》中就有对发展出口所需外汇给予优先支持的规定,金融部门对出口企业所需信贷给予优惠的政策,对出口企业海外出差、海外设置分支机构用汇给予优先照顾的政策,甚至还有对出口业绩好的企业给予特别嘉奖,对出口企业给予进口紧俏商品配额的政策等。

  3.以发展出口产业为核心,高度重视发展制造业。如对出口企业引进技术所需外汇给予优先安排,对出口企业所需资源进口给予优先分配,对出口企业设备折旧可以采用加速方法等等。而特别需要指出的是日本政府对出口产业提高技术水平的政策支持最为重要。具体有:一是对引进技术的控制只允许全国引进一次;二是国家对引进技术进行消化、吸收和提高的研发给予费用支持;三是在产权制度上主张适度推广的政策等,这对日本企业提高技术水平和竞争能力发挥了巨大作用。

  4.建立强大的出口促进体制。对出口企业需要了解国际市场信息,国家财政出资,成立专门机构在世界范围广泛收集、整理、分析国际市场信息,为广大的中小企业无偿提供信息服务,以及对出口企业出国参展实行鼓励政策等。

  5.形成出口带动经济周期性复苏的机制。在日本经济周期性循环的原理告诉我们,当库存增加超过一定限度经济就会陷入衰退。而日本经济周期性复苏往往从出口开始,当出口增加时企业库存就会减少,出口产业就会逐渐复苏。于是出口产业会增加设备投资,对日本装备制造业提出订货,于是复苏层面进一步扩大至全体制造业。当全体制造业复苏之后,相应地对服务业也会提出“增加订货”的需求,进而复苏扩展至第三产业,最终实现经济全面复苏。所以,出口经常是日本经济保持增长和实现周期性复苏的第一动力,投资往往扮演第二和从属性动力,消费者需求则成为经济复苏的最末角色。

  世界上任何事物发展如果走向极端,就会发生物极必反的变化。日本发展成功是仰仗外向型经济发展模式,可对美贸易摩擦战失利归根结底就是日本对外出口扩张过度,造成国际关系严重失调,遭到美国、欧盟等世界上多数国家强行“调整”。日本经济失利自身存在的缺陷主要表现如下方面。

  1.过多地依赖国际市场。在日本举国上下共同努力下,20世纪50年代日本出口以轻纺品为主,为经济复兴立下功劳;60年代日本出口产业发展取得长足进步,出口大量增加,贸易收支由逆差转为顺差,带动经济实现持续高速增长;70年代借助两次石油危机,日本出口产品节能特点突出,深受国际市场欢迎,贸易收支顺差持续扩大,日本经济甚至比拥有资源的美国还率先走出危机,实现复苏;80年代,日本出口呈现咄咄逼人之势,一批具有代表性产品出口达到世界第一或位居前列,如钢铁、造船、机械、化工、电器、汽车等等。出口不仅成为战后日本经济迅速发展、追赶美欧的“功臣”,更是日本国家的“光荣与骄傲”。然而,事物发展存在物极必反的规律,任何一套发展战略不管如何正确都是依据当时的环境、背景制定,都不可避免地受到时空约束。日本政府不管环境如何改变,也不考虑本国早已克服了“进口刚性扩张”等问题,继续追求出口利益,在世界上“一花独放”,将自己置于孤立的地位,违背了世界和谐发展第一要义:和谐共生原则,以至于出口从日本经济发展成功的最大功臣变成贸易摩擦战失利的“罪魁祸首”。

  2.日本坚持发展制造业、完整的产业链和过分扩张产能,形成过剩产能和扭曲的结构。从20世纪80年代起,日本产品出口开始呈现咄咄逼人之势,日本钢铁、造船、机械、化工、电器、精密仪器、汽车等产品出口,在世界上几乎没有对手。日元急剧升值以后,日本出口产业主动调整,将“重、厚、长、大”产品进行改造、升级,大力发展“轻、薄、短、小”产品。于是日本电器、自动化办公设备、精密仪器、机器人、半导体芯片、汽车、高端钢铁等产品迅速成为新一代出口主力,向世界市场发起新一轮进攻。产品竞争力之高令美欧国家企业几乎无法抵御,市场分额大量沦丧。强大的竞争力进一步刺激日本制造业加大投资,扩张产能,反过来过剩生产能有必须依赖出口,形成了扭曲的经济结构,失调的部门比例。当日本出口扩张的出路被堵,日本经济就找不到增长点,经济停滞的问题立刻成为各方矛盾突出的焦点,以至于从90年中期,日本企业不得不集中精力,全力以赴处理产能过剩、过剩就业、开工率不足等问题,被迫进行长期艰苦的结构改革。

  3.日本第三产业发展严重滞后。与发达的制造业比,日本金融、信息、创新和知识产业发展严重滞后。特别是金融业竞争力弱,理财产品少,直接金融更加不成比例,而且在这个领域缺少国际知名的一流企业。例如20世纪80年代美国华尔街经纪人开发出了复杂的电脑交易系统和数学工具,以便操作各种复杂、新颖的金融产品,但以野村证券为首的日本证券公司却没有进取,交易技术停滞不前。实践证明当日本“弱势兵力”对阵美国强大的金融机构时,日本的弱点暴露无遗。1990年美国摩根斯坦利已经警觉到日本股市存在的问题,指出已经达到危险的程度,应该卖出。于是国际流动资本率先离去,引起日本股市最初的暴跌,但日本著名的四大证券公司几乎没有反应。日本政府甚至以道义的概念指责外国投资者离场有悖信义。等到日本股市一路下跌直至1995年日本金融机构才认识到问题严重性,再想采取措施已事过境迁,接着1998年东亚金融危机爆发,日本经济雪上加霜,已经无力回天。

  4.日本高储蓄,重投资、重生产、轻消费的政策,导致内需不足。作为日本发展外向型经济的配套措施,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日本政府一直鼓励国民节俭消费,增加储蓄,为企业提供充足的资本,用以发展经济。日本政府还鼓励企业以投资带动投资、以生产带动生产,在金融领域鼓励以信用创造信用的方式发展制造业。这也是日本经济在20世纪50年代实现起飞,短时间内发展出完整的制造业产业链条、产业配套及产业内循环体系的重要经验。另一方面,日本政府在相当长一段时期视消费为经济消耗,置于次要位置,制定政策总是优先考虑企业利益。长期以往造成消费规模过小,形成内需不足,生产过强、过剩,经济增长不得不依赖外部需求生存和发展。比较发达国家经济结构,不难发现日本制造业比重偏高和个人消费比重过低的事实。所以,鼓励储蓄,节俭消费已经成为日本发展内需主导型经济最大的障碍之一。这个问题仍然困扰着日本经济未来的发展前途。

  5.日本市场封闭的类型。日本市场属于表面开放、潜规则封闭的类型。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日本经济竞争力十分弱小,外汇极度贫乏。政府在设置经济体制时,还曾考虑到本土文化特色,与市场经济自由的竞争保持较大的距离,反而非常强调合作和避开锋芒等。其封闭型具体表现:一是为了实现各行各业实行适度竞争,以减少自由竞争过度发展造成经济损失,政府有意在各个领域扶植少数大企业,占据绝对优势,实行“寡头垄断”,由寡头企业建立和维护市场适度竞争的市场秩序。二是鼓励在日本大企业周围聚集大批中小企业为之配套,形成产业群或日产业链,建立长期合作关系,在日本称其为“系列关系”。其系列关系之牢固不仅排斥外来竞争,而且对不同派系企业同样有强烈排斥作用。三是日本大企业在占据的销售或服务市场的大部分份额的前提下,可以实现价格“默切”和市场地域划分。四是政府扶植中小企业的政策,落实为让大企业留下零散市场空间给中小企业生存,“实行人人都有饭吃”的市场规则。五是日本岛国意识以团结为第一价值观,爱国影响了消费行为,在市场上表现为偏爱国货。在日本从企业到行业协会、经济团体再到政府、政党几乎无一例外地承认这种规则。这种规则实行的结果造成外国企业和产品进入日本市场重重困难,我们常常说世界500强企业竞争力如何强大,但在日本市场铩羽而归不在少数。美国就是对这种市场规则束手无策,最后只有压日元升值,从外部“封堵”日本出口,痛下杀手。

  日本政府在广场协议签字,摆出对美协调政策的姿态,却没有从根本上处理好对外经济失衡问题,向内需主导型模式转变。中曾根内阁时代,曾以大规模扩大公共事业投资刺激经济复苏,误认为扩大公共投资就是扩大内需,等同于内需主导型经济。可结果在经济陷入衰退时日本还是依赖外需带动复苏。当出口带动经济复苏失败后,政府屡屡动用财政手段,持续扩大公共投资。但是日本国土狭小,该修的公共设施都已齐备,在不需要的地方建设公共设施,投资乘数效果已经江河日下,经济不仅没有复苏,还无谓地增加财政负担,造成日本财政危机。

  在处理国际关系上,日本没有认识到冷战结束,东西方格局打破后,原来的东西方阵营、敌友关系已经发生根本性变化,美国正在寻找新的潜在敌手。而日本出口过度扩张早已超出了自由贸易范围,威胁到美国在国际社会的主导地位。从国际政治学角度分析,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建立以美国为主导的国际社会体系包括国际秩序、国际结构和国际价值观三大部分。世界上各国综合实力对比决定了各国生存和发展的“空间份额”,建立在空间份额基础上形成各国实力对比的结构关系和一种平衡、稳定的格局称之为国际结构。在共同价值观主导下制定的游戏规则称之为国际秩序。日本出口过度扩张一是挤压他国生存和发展空间,特别是挤压了美、欧等发达国家的发展空间;二是在经济全球化、自由化环境里形成一国独赢、一花独放的局面,违反了国际社会和谐共生的准则;三是在经济上冲击美国,动摇美国主导地位等于冲击了现行的国际体系;四是日本为国际社会做出的贡献不足以弥补大家遭受到的“损失”,因而日本的发展对国际结构和国际秩序提出的“调整”没有得到国际社会广泛“接受和认可”。基于以上,当时的日本已经由冷战时期美国的盟友变为美国的威胁,美国为了维护其在世界上的强大地位,有理由对具备挑战者资格的国家采取措施,包括采取强硬的打压措施。

  日本政府忽略了流动性过剩,造成经济泡沫化可能引起的严重后果,任由国内国际流动资本大量流入股市和房地产。日本央行官员曾对笔者透露当时日本甚至没有对大量国际资本的流入进行监控。进而当经济泡沫破灭时,日本政府又没能及时指导银行等金融机构,指出问题的严重性,提出妥善处理不良资产的对策,一再错过时机,以至于问题越来越严重,发展到局面不可收拾的地步。

  日本政府过度重视发展出口和出口产业,认为出口大量增加是经济竞争力高的表现,贸易顺差和外汇储备增加是国民财富的增加,对日本经济有利无害。这种分析问题的观点显然是站在国内立场,失之偏颇。日本制造业出口产品竞争力强,成为日本的骄傲,却刺激日本制造业过度发展,资源过于向制造业倾斜,结构发生扭曲。当出口出路被堵,制造业生产能力就会立刻发生过剩,经济增长就会陷入停顿,出口产业反成为日本经济衰退的始作俑者。

  20世纪90年代,面对泡沫经济破灭这样史无前例的艰难问题,客观上要求日本政府应该制定出一套成熟的政策,并且始终贯彻如一。但是在此期间日本政府前后更迭9次总理,改组内阁十几次,频繁的政策摇摆早已经令日本政治家和经济智囊迷失了方向。最具典型事例就是针对日本大型都市银行普遍拥有大量不良债权,濒临倒闭,政府是按市场经济规则听任其倒闭,还是采取实行保护政策。对此执政党、政府官员、经济学家、经济界著名人士广泛参与了讨论,各执一词,莫衷一是,这对日本政府的决策造成了很大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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