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淞沪会战:反登陆20天 惨烈堪比奥马哈

归档日期:06-10       文本归类:反登陆      文章编辑:爱尚语录

  淞沪会战是中日双方的第一场大型会战,也是抗日战争中规模最大、战斗最惨烈的战役。整个会战历时3个月,其中,中国军队对从吴淞口、小川沙登陆上海的日军的反登陆战就有约20天。

  2015年4月1日,上海,正在翻新整修的四行仓库。新京报记者 侯少卿 摄

  1937年8月13日,卢沟桥事变一个月后,中国军队在蒋介石的直接指令下,在上海主动发动了反击日寇的淞沪战役。

  此一役改变了日军侵华的进攻方向,由原来的从北往南,改成自东往西,使得当时的国民政府有空间西撤,客观上使中国的工业、文化、抵抗力量得以保留。

  淞沪会战是中日双方的第一场大型会战,也是抗日战争中规模最大、战斗最惨烈的战役。整个会战历时3个月,其中,中国军队对从吴淞口、小川沙登陆上海的日军的反登陆战就有约20天。

  淞沪会战后,何应钦的报告宣布,淞沪战场我军阵亡军长1人,师长、副师长4人。由于中方海军司令官的“沉船战术”泄密,中央海军全军覆灭。

  李宗仁在回忆录里写道:“淞沪之战,简直是以我们的血肉之躯来填入敌人的火海。每小时的死伤辄以千计,牺牲的壮烈,在中华民族抵御外侮的历史上,鲜有前例。”

  上海师范大学教授苏智良认为,此战的意义在于粉碎了日本“三个月灭亡中国”计划,使日军速战速决的战略破产。

  淞沪会战中,日军因遭到中国军队顽强抵抗而损失惨重,为后来日军复仇制造南京大屠杀埋下了伏笔。

  1937年8月12日,王敬久和陈颐鼎站在江边的炮台湾,举目向吴淞口外望去。江面上,有十余艘日本战舰游弋。

  王敬久时任87师师长,陈颐鼎是其下属521团团长。陈有感而言,如炮台还在,不论火力如何,日舰绝不敢在要塞前如此放肆。据1932年中日《淞沪停战协定》,炮台湾的大炮被拆除,仅残留炮座痕迹。

  王敬久亦感慨:“国家受人凌辱到如此地步,我们军人要承担主要责任。这次民族大决战,正是我辈军人报仇雪耻的时刻,为国家牺牲要从我们身上做起。”

  苏智良教授介绍,卢沟桥之战后,国民政府已知晓中日一战不可避免,决心采取主动,将盘踞上海多年的日军赶走。

  1937年8月13日15时,我523团第一营进攻日本海军陆战队司令部时,在八字桥与日军遭遇,双方展开激战。

  如今,从八字桥沿着同心路走十多分钟,即可抵达该司令部旧址。但在当时,中国军队攻克这1.4公里路程艰苦异常。

  潘世华是523团一名士兵,他回忆,当天从早上4时到晚上10时,日军从水陆不断炮击我军阵地,上海到处是大火。“日军暗枪眼很多,火力非常猛,攻过去之后,牺牲了一排人,连长曹英带队的40多人全部壮烈牺牲。”

  唐磊说,然而从步枪到大炮,我军几乎每种装备都明显不如日军。更要命的是,大部分中国士兵缺乏与装甲部队和炮兵的协同训练,他们几乎是以血肉之躯对抗日军炮火。

  老兵陈怀礼回忆,我军反攻时来不及剪断日军设置的障碍物、铁丝网,许多士兵就扑在铁丝网上,让后面上来的战友们踩在身上,冲入敌阵。

  521团团长陈颐鼎率部围攻大公纱厂,但两天未奏效,“我们武器太差,啃不动敌重点工事”,陈颐鼎生前对儿子陈万中回忆。

  第9集团军司令张治中对此痛心疾首,他在致蒋介石、何应钦密电中说:“如对日司令部一带各目标(炮兵)命中甚多,因无烧夷弹,终不能毁坏。”

  拉锯之下,八字桥几度易手,双方伤亡惨重。8月23日,苦苦支撑的日军终于听到其援军在小川沙、吴淞口登陆的消息。

  唐磊介绍,获悉日军登陆情况后,张治中迅即调动部队反击。陈颐鼎受命率部在黑桥宅、陆家桥宅一带布防,此地距离长江最近处只有1公里。

  陈万中介绍,父亲回忆,敌每发动一次进攻,必先进行十至二十分钟的炮火袭击,第一线的简易工事多被击塌,营长以下各级军官非死即伤,战士伤亡近千。不得已采取两线布置,第一线只留少量观察员,其余人员撤至第二线。

  老兵李纯浩亲历此次反登陆战,日军飞机、大炮、坦克炸得我军“找个藏身的地方都没有”。

  “日本人死得多,汽车都拉不完,可我们死得更多,战场到处都是死去弟兄们的尸体,担架队也上不来,伤员没办法送下去,只能眼睁睁看着他们慢慢等死,听着他们的呻吟,真是心如刀绞啊。”

  在与敌坦克对战时,李纯浩描述,因为没有反坦克武器,日坦克上来,只能“人绑上手榴弹去炸”。

  战地摄影师罗伯特·卡帕见证了这一幕。在他的镜头下,一位中国士兵在同伴帮助下,正将12枚手榴弹集束往身上绑,图片说明:“他要以自己的血肉之躯钻到日军的坦克下引爆炸弹”。

  唐磊介绍,在吴淞口,率8000名士兵死守的郭汝瑰将军在战壕里给上级留下了一封著名的回信。

  士兵已牺牲殆尽,郭决心与阵地共存亡,以身殉国:“他日抗战胜利,你作为抗日名将,乘舰过吴淞口时,如有波涛如山,那就是我来见你了。”

  陈万中介绍,彼时日“上海派遣军”虽登陆成功,但在中国的反击之下被分割包围,陷入苦战。双方亦不断增兵加入战团。

  “现在人们都知道尸横遍野、血流成河的诺曼底战役,而事实上,这一场景在6年多前的亚洲便已出现。”陈万中说。

  苏智良介绍,日军登陆川沙口、吴淞口后,就迅速扑向沿江宝山、罗店等几个重镇,以求站稳脚跟。

  这个季节的公园里,四处是春游的学生,他们都会被引至公园一处灵岩山石前瞻仰,这块宽5米、高3米的山石上,刻有“姚子青营抗日牺牲处”几个大字。

  唐磊介绍,姚子青时任第98师94旅583团第1营营长,自9月1日起,日军狂轰滥炸之下,姚子青率六百壮士坚守宝山,多次击退日军进攻。经数日激战,姚营毙伤敌军600余人。阵地前沿,日军遗尸累累;战壕内,姚营伤亡过半,鲜血四处流淌。

  9月5日午后,姚营孤军无援,4个连长阵亡3个,9个排长战死6个,宝山城被四面包围。是夜,姚子青向师长夏楚中发出报告:“一息尚存,奋斗到底。”

  次日上午,日军用重炮轰击,炸开东门缺口,姚子青营与日军巷战,最后全部殉国。9连士兵魏建臣受命出城报告战况,成为唯一幸存的宝山保卫战见证人。

  此一战后,中央执监委员会于9月10日通电全国:“宝山之战,姚子青全营与孤城并命,志气之壮,死事之烈,尤足以动天地而泣鬼神”。

  对垒双方在弹丸之地的罗店反复争夺,可谓“一寸山河一寸血”。日军后来亦形容罗店为“血肉磨坊”。

  亲历老兵吴亚夫回忆,他和战友们不停地在阵地挖散兵坑,但阵地距长江太近,越挖坑里积水越多,大家的双腿一直浸泡在泥水里,坚守了一个多星期。

  日军军舰和飞机不断轰炸,“人在沟里面,密密麻麻的炮弹从头顶呼呼飞过,爆炸声震耳欲聋”。白天失守的阵地,等到晚上敌军炮火和空袭暂停时,中国军人发起逆袭,搏命争夺。

  据吴允周将军口述,师部特务连连长曾告知他,说在战场上看见两个伙夫,挑了大半担饭菜从火线上下来,连长奇怪怎么饭菜都没吃完?伙夫说,清晨送去的全连抢着不够吃,晚上送上去,阵地只剩下十几个人,仅吃了一点,其他的人都不见了。

  “他说罢大哭起来,我也跟着哭”,吴允周说,有的师一上火线,不到两天就打光了。

  日军士兵荻岛静夫在战地日记中写道:“我们只有居住在泥泞的战壕里,泥水淹到了下腹,每天供给一次饭团子,用沾满稀泥的手抓着吃,喝的是有人小便了的水。”

  荻岛静夫说,中国军队的坚强“削弱了我们的士气”,“我们联队感觉上好像全部被消灭了”。悲观的情绪在日军士兵中蔓延,这位士兵在日记中写道:前线的战士都想退回到后方,因轻伤撤退下来是“非常非常幸福的”,“而身体健康的前线战士,不知何时会得到死刑的宣判”。

  日军参谋本部西村敏雄少佐视察后报告说:“敌人的抵抗实在顽强,无论是被炮击还是被包围,绝不后退……派遣军后方接济不上,两个师团陷于严重的苦战中。”

  陈万中介绍,在上海江边的这场反登陆战中,中方投入15个师以上的兵力,大都是精锐之师,阻击登陆之敌20天之久。

  日军平均每天只前进不到1公里,而且主要还是依靠舰炮的轰击、空军的扫射轰炸和战车的冲击来实现的。

  一位前日军士兵在回忆录里将这场战斗比作诺曼底战役中最惨烈的奥马哈登陆战。他说,当增援的部队登上吴淞岸边时,“见到的是怎样一副地狱的场景啊”,在岸边日军的尸体重重叠叠堆满,甚至连地面都看不到。

  一个接近钢筋水泥工事的岸壁下,目力所及是成堆的尸体,“就像早上的港口市场上垒着的金枪鱼一样”,“10天前还活生生的士兵们,此刻像烂鱼一样堆在异国的江岸上。”

  这位士兵说,《拯救大兵瑞恩》前15分钟的登陆镜头,就已够让人恐怖了,“但跟吴淞海岸相比,又算得了什么呢?”

  日本援军不断登陆,从9月12日开始,伤亡巨大的中国军队逐渐采取守势,到11月4日退至苏州河南岸防守。随着日军在杭州湾登陆,至11月12日,上海地区全部为日军占领。

  撤退前,蒋介石希望第88师死守闸北。但师长孙元良认为孤守闸北、任敌军屠杀,不值得,也不光荣,仅令第524团中校团副谢晋元,率该团第1营留守四行仓库。

  在四行仓库的东面、南面,便是英美租界。蒋介石希望这支部队彰显中国的抵抗决心,以争取外国支持。

  当时,谢晋元手下仅有452人,为壮声势,他对外号称有800人,这便是四行仓库“八百壮士”的由来。日军在战车、炮火的配合下,轮番进攻四行仓库,谢晋元率部搏命抵抗,4天寸土未失。

  中国军人完成了最后的荣誉之战。其后,谢晋元部得到撤退命令,退入英租界。淞沪会战落下帷幕。

  四行仓库是一座钢筋混凝土结构的6层大厦,位于苏州河北岸、西藏路桥的西北角。当下,这座大厦被脚手架层层包裹,电钻声此起彼伏。去年四行仓库改扩建工程启动,预计在今年8月13日前,上海四行仓库抗战纪念馆将在此地落成。

  卢沟桥事变后,日军节节推进,华北岌岌可危,南京预见到战火不久后必然烧到南方。在德国顾问团指导下制定的《国军战争指导方案》颁发,方案明确指示:“淞沪方面实行战争之同时,以闭塞吴淞口,击灭在吴淞口内之敌舰,并绝对控制其通过江阴以西为主,以一部协力于各要塞及陆地部队之作战。”

  1937年7月28日,蒋介石决定在日军尚未进攻长江流域前封断长江航路,截断长江中上游九江、武汉、宜昌、重庆一带的日军第11舰队13艘舰船和大批日侨的归路,并防止日军溯江而上。海军代表陈季良提出立刻实施沉船封江行动并获批准,8月12日执行封江。

  而如此重要机密,竟被时任行政院机要秘书黄浚提前泄露给了日军。8月11日、12日两天,包括万吨级旗舰“八重山”号在内,泊于汉口一带的13艘日本军舰匆匆逃向长江口。而集结湖口的中国军舰却因未接到开火命令,眼睁睁地看着日舰逃之夭夭。

  尽管未能“瓮中捉鳖”,但阻止日军舰沿长江西犯的计划仍须进行。中国海军一面紧急拆除江阴以下长江江面的航标,一面令第一舰队和第二舰队的共20余艘战舰驻防于江阴江面,以配合陆军拱卫南京。同时,还在水中布雷封锁航道、沉船淤石,阻塞江阴附近航道,先后共沉大小军舰、商轮35艘,民船盐船趸船193艘。其中包括海军舰龄较长的“通济”号等7艘旧军舰陆续自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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